2026-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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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在学术圈爬得越高，不代表她能真正体会底层劳动者的日常。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最近因一句话引发广泛争议：在财经访谈中，她将“灵活就业的灵活性”表述为一种“福利”。主持人问的是灵活就业群体如何得到社会保障，她却把注意力放在所谓的时间自主上，这种答法被许多人视为脱离现实、居高临下。

看她的履历就能理解这份隔阂：本科、硕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长期在高校和国际学术圈工作，进入北大后一路获得长聘、教授、各类学术荣誉，并在2024年升任副院长，兼任多项研究管理职务。她也曾做过田野调查——早年参与城市劳动力调查，2013年在监狱中停留数月完成大量问卷与访谈——但这些经历更多是以研究者的视角“观察”底层，而非以当事人的身份去经历那种生存压力。

张丹丹没有体验过“今天有活明天没活”的恐惧，也没有在社保断缴时面对看病难、养老无着的焦虑；她的生活半径主要在校园、图书馆与学术会议之间。而她谈论的对象——快递骑手、网约车司机、建筑工地的体力工人、流水线上的临时工等——每天顶风冒雨、靠体力维系城市基本运转。根据人社部2025年12月的报告，我国灵活就业人数已超过2亿；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的报告称，2025年约有2.8亿，预计2026年达3.2亿，差不多每三个就业人口中就有一个属于这个群体。如此庞大的群体，绝不是可以轻易用“自我选择”解释的个体现象。 qy球友会官网

在那段引发争议的讲话里，她把“朝九晚五、有五险一金的正式工作”与“灵活就业的时间自主”对立起来，认为换取稳定保障是牺牲了自由，而灵活则意味着一种福利。这种表述在学术模型里把劳动者当作理性的“经济人”，把灵活当作效用最大化的结果，把弱保障当作可接受的“代价”。但现实往往并非如此：对很多灵活就业者，所谓的“时间灵活”意味着随时待命、无固定休息日；“门槛低”意味着随时被替代、缺乏议价能力；“自我管理”往往等同于没有带薪病假、没有年休、工伤自负、病了也不得不接单。

国家层面也注意到这些问题：国务院和相关政策文件都承认灵活就业存在收入不稳、劳动保障不足等问题，并提出要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张丹丹本人在学术和政策建议中也曾承认部分人是被迫选择灵活就业，并提出探索非捆绑式的参保方案，允许零工按需选择单项保险。既然知道存在“没得选”的人，既然承认社保问题，公开场合却轻描淡写地把“灵活”称作“福利”，便难免被视为对现实困境的淡化。

这种认知差距的根源，或许就在于她长期处在体制内和学术精英圈，缺少长期亲身经历生计不稳的体验。她不是出于恶意贬低，而更像是从学术框架出发，真心认为时间自主是一种福利，却忽视了在选择背后更多的是无奈与风险。面对数以亿计的灵活就业者，学术论述需要更多对基层现实的共情与政策导向上的务实，而不是仅把“灵活”作为抽象的福利来讨论。 qy球友会官网